1991年造林时的蔡家川流域。（资料图片）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2000年的蔡家川流域造林地。（资料图片）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如今的蔡家川流域郁郁葱葱。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博士生导师张建军，甘肃天水人，家在北京，一年却有大半年住在山西西南边隅的吉县，一住就是35年。和他一样的科研工作者还有不少。他们说：“没来过吉县站，就不算真正的水保人。”

他们说的吉县站，就是“吉县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”（以下简称吉县站）。吉县站，不仅是教育部所属高校4个国家级生态站之一，还是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，更是目前黄土高原唯一的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。

“目前，吉县站已建成红旗林场基地和蔡家川基地，每年有四五十位硕士和博士，在导师的带领下，在这里长期开展野外观测和科学研究，还有几十名本科生在此开展综合实习。”7月28日，面对“美丽山西生态行”采访团记者，吉县林业局副局长李永红说。

张建军教授向记者讲述吉县生态发生的巨变。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几名博士生正在处理收集的土样。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先做“吉县实习生”，才是合格水保人

“林业和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，以野外调查为主。”在吉县站工作的老师和学生，每年3月到10月，几乎都在吉县度过。他们每天和当地林业局、林场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工作，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。他们的“吉普”（当地人对吉县普通话的戏称）比普通话说得还溜，对蔡家川、石山湾等研究区的地形地貌比当地人还熟，哪儿有树、哪儿有沟、哪儿有坎都在他们心里。有教师开玩笑地说：“我已经是半个吉县人啦！”

吉县35年来的生态变化，张建军教授比谁都清楚。“当年上吉县石山湾，我坐在一辆皮卡车的车斗里，路边没有行道树，尘土飞扬，目及之处，荒山秃岭。车停之后，我灰头土脸的，简直就是一个土人儿！”抚今追昔，张建军很感慨，“再看现在，绿树成行，空气清爽，绿意盎然，已经是森林小气候，你都会怀疑是否身处黄土高原！”

吉县林业局副局长孙朝升提供的数据显示，1978年，吉县森林覆盖率12.5%，2020年为43.76%。从12.5%到43.76%，数字的跃进背后，凝结了多少林业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。

确实。现在行走在吉县蔡家川流域，林木茂密幽深，鸟语时鸣其间，花开遍野，生灵跳跃。这仅仅是吉县林业的一个缩影。

蔡家川流域，面积40平方公里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半的土地（阳坡）是荒山秃岭。1991年至1995年期间，北京林业大学（简称“北林”）将“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”项目引入吉县，与吉县政府合作，在蔡家川的干旱阳坡上，采用径流林业技术营造了1300公顷水土保持林和200公顷果园，现在，森林覆盖率已达70%以上。2004年，蔡家川流域被批准为省级森林公园，成为4A级景区人祖山旅游胜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变化，又闪耀着多少林业工作者的青春与智慧？没人统计，但蔡家川流域的每一棵树都看到了，都记得。

平日，北林的师生们打样方调查林木生长状况，挖剖面测定土壤特性，爬高塔观测气象。晴天、阴天，他们测定树木的光合作用；雷雨天，他们上山下沟观测径流泥沙，监测水土流失。

春、夏、秋，在野外观测和收集数据，冬天，在室内做实验、整理数据、撰写论文。

这是他们的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几十年。

北林的水保人都认为：“没有来过吉县站，就不算真正的水保人。”每一名来吉县站的科研工作者，为了观测到第一手的降雨、径流和泥沙资料，每逢降雨天气，都要赶往野外观测取样。他们被当地人昵称为“傻子”：“下雨时农民都往家里跑，北林人却往山上和沟里跑，这不是傻子吗？”因长期在野外工作，当地人还送给他们一个“新名字”——“最美野人”。

直到现在还是这样。张建军说，林业科研人每天、每年的作息基本和农民一样，只有下雨天不一样。如果把他们的工作戏剧化，镜头可能是这样的——

老百姓：“打雷下雨啦！回家收衣服啦！”

林业和水保人：“打雷下雨啦！外出取数据啦！”

“遇到极端天气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即使是半夜一两点，也都出去观测，路上摔个跤、撞个树、扎个刺、崴个脚，马蜂蜇、蚊虫叮、遇见蛇，都是常事，但至今大家还健康地活着！”张建军笑着说，“可能是老天眷顾刨坑栽树的这帮‘傻子’吧。”

在古人眼里，树是具有神性的。那种内蕴的神性无知无形，难以诉诸言语。也许真如张建军所说，林业人是受保护的。

46年前，黄土高原上掀起“绿色革命”

1976年，吉县迎来一位林业科研工作者。

他很特别，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，身背行囊然步履轻健，他不走亲不访友，专往荒山野岭里钻。后来听红旗林场的人介绍才知道，“人家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，给咱治理荒山来了。”这是吉县人对中国工程院院士、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设计师、水土保持和生态控制专家关君蔚的第一印象。

黄土高原由于水土流失严重，农业生产力低下，百姓穷，生活苦。作为中国水土保持学科与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，时年59岁的关君蔚，专程前往吉县“开门办学”，探讨恢复植被、治理水土流失的方法与途径。

从此，吉县成了北林水保人最早的野外教学科研实习实验基地，在高志义、孙立达、王斌瑞、朱金兆、吴斌、朱清科等几代人的努力下，2005年，吉县站被定名为“山西吉县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”。

之所以在吉县建起国家站，离不开吉县人对树的热爱，离不开吉县对林业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。吉县人管种树不叫种树，叫“栽卜”。当地的老百姓见面打招呼，问：今天干啥去？答：上山栽卜去！“能感觉到，当地百姓有强烈的植被恢复的意愿。他们有种树的习惯，有时间就种棵树。”张建军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，“老百姓也认识到种树能改善环境。”

吉县站，源于关君蔚院士“开门办学”，起步于“六五”期间国家重点研究项目“黄土高原造林立地条件类型划分和适地适树研究”，全面定位观测始于1986年开始的“七五”国家科技攻关项目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林体系综合效益研究”，完善于“黄土高原制山技术培训项目”。

自关君蔚院士始，一代又一代林业科研工作者来到吉县站，与当地人一起生活、工作，他们充满激情地忙碌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，掀起一场场绿色革命，“把精彩论文写在大地上”，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据统计，40多年来，吉县站先后完成国家攻关课题等各类科技项目70余项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6项，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、二等奖4项、三等项3项。

长期以来，吉县站以“嵌套流域开展水沙过程研究”为特色，探究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技术，研发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与方法，创新水土保持植被的高质量发展与功能可持续技术，研究提出的“立地类型划分”“适地适树”“径流林业”“生态经济型”“空间配置”“林水平衡”等科学概念及技术方法，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影响深远。吉县站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，已在我国黄土高原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，成为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“活的教科书”。

记者路遇正在野外作业的北林副教授于洋。山西晚报记者 李永江 杜金栋 摄

把国土绘成丹青，是林业人的夙愿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千百年来，它在养育我们的同时，也遭到了过度开发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，黄河的年输沙量曾经达到16亿吨。大量泥沙被黄河带到下游，河床逐渐淤高，形成地上悬河，成为一柄悬在下游民众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张建军说：“最严重的时候，黄河的河床比开封铁塔还高出13米。万一黄河决口，河南人受不了，整个中国也受不了。”

早在60多年前，关君蔚院士就提出“山青才能水秀，造林就是造水”，这为黄河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引。从此，国家在黄土高原通过持续开展“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”“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”“退耕还林工程”，水土流失得以有效遏制，生态环境得以显著改善，森林覆盖率得以明显提升。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彭有冬说，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，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，森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可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发挥巨大的碳汇功能。通过不懈地植树造林，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%提高到目前的23.04%，人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。森林质量不断提升，将发挥较高的固碳速率和碳汇增长潜力，对加快碳中和有重要意义。

当前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，治黄新征程已经开启。作为我国林业和水土保持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，几十年来，吉县站已累计培养数百名博士、硕士和学士。其中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名，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2名，司局级业务管理干部6名。他们都是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新征程上的主力军。

7月28日下午，在蔡家川基地，“美丽山西生态行”采访团记者见到了“95后”博士范德卉。她聊起小时候铺天盖地的可怕的沙尘暴时说：“现在明显发现，沙尘暴越来越少，天空越来越蓝。这就说明，林业工作者是真的为国家作出了贡献！”范德卉说，对女孩子来说，野外科研工作固然很苦，但是，想到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的夙愿“替山河妆成锦绣，把国土绘成丹青”，就觉得这份工作很有价值，很值得！她相信，林业人“黄河流碧水，赤地变青山”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！

山西晚报记者 王晓娟